JING KAIXUAN

Residence Period: 28.05.2018 - 27.06.2018

Project: ICA Writers' Residence Prague

PROFESSION

Professor/nanjing university

09.1986 - Now

The associate Dean an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Nanjing University


TRAVEL HISTORY

Malaysia 2014

United Kingdom 2012

Russia 2007

South Korea 2006


EDUCATTION

Ph.D degree ' 1997 Nanjing University '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 of arts degree ' 1986 Nanjing University '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bachelor of arts ' 1979 Nanjing University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nter


Published academic books

On the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Nan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2

The Ignored Though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2


published academic articles

"Kitsch: Is Aesthetics or Ethics? "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02.2014

"Beauty Is A Special Question"

Dushu magazine, 05.2014.

"Scholar and Jester: Two traditions In Maoying Story "

"Buddhism and Novels in Tang Dynasty "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magazine, No.1,2002

"On Yingying's Story"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agazine, No.3, 2001

"On Kitsch"

in Book House magazine, No. 12, 2001

"Purposeless Cruelty"

in Book House magazine, No. 5, 1998

"Milan Kundera: Resisting Loftiness,"

in "Today" magazine, No. 4, 1999

"On Han Yu's Theory of Poetry"

in Nanjing University Journal, No. 1, 1996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Samizdat Writings of Eastern Europe

by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10

Ivan Klima's Prague Spirit

by Taiwan China Tim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Ivan Klima's My Merry Morning

by YiLin Publishing House, 1999

Milan Kundera's Life is Elsewhere

by Beijing Writers'Publishing House, 1988 &Taiwan Time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Milan Kundera's The Joke

by Beijing Writers'Publishing House, 1989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in the Novel Circle magazine, No. 6, 1988

Danilo Kis's Homo Poeticus

Milan Kundera's Farewell Party

By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87-1988

Related works/reports in Original Language

对话克里玛

(节选)

景凯旋:非常高兴看到克里玛先生,我一直喜欢捷克、喜欢捷克文学。到了捷克布拉格以后,我们看了卡夫卡、哈谢克的墓地,中国读者非常了解这两个大作家。中国的读者都很熟悉卡夫卡、里尔克、哈谢克、恰佩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者开始知道塞弗尔特、昆德拉、哈维尔、赫拉巴尔,还有克里玛。

1991年第一次看到克里玛的书,英文版。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介绍。捷克作家都很幽默,昆德拉的书,比较属于解构,如同王蒙提出过逃避崇高,后来有些人最求犬儒主义。而克里玛、瓦楚里克等作家的书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捷克有二种不同的作家。

克里玛:我非常高兴我的书在遥远的国家出版且有那么多读者......中国读者不仅比捷克多,而且,在世界上可能也是最多的。

景凯旋:捷克作家,应该说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捷克作家很多思考,对现在很重要的问题。

景凯旋:前几天,我们去参观了特蕾津集中营。

克里玛:对,特蕾津。我是最早的一批,从1941年12月10日直到战争结束,但特蕾津不是最差的,可以活下来。特蕾津的生活不是太差,有商店,有暖气可以洗澡,有乐队可以演奏的小亭。可以洗澡,对,和大众的洗澡间一样,和奥斯维辛不同,只是有水,没有毒气。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4月份,有一批小孩被送进来,送他们去洗澡间,孩子们大哭,因为他们害怕。但是特蕾津的洗澡间的确只是有水。有一些人有家人移民到国外,会听到奥斯维辛的消息,捷克国内不知道这些情况。特蕾津是纳粹宣传的工具,要给人看犹太人过的还不错,所以,条件还不差。

景凯旋:后来,您从英国、美国两度选择回国。记得《我快乐的早晨》里面有这样一段,一个女子见男朋友,劝他出国,男朋友说,在两种坏的选择中,我选择最不坏的,就是留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克里玛: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唯一的回答。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比如当一个好父亲,是生活的意义一个很好的选择。当好的公民,也是很好的选择。好的丈夫、好的情人、好的奶奶,也是。

景凯旋:萨米亚特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最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为什么能坚持?

克里玛: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当时的印刷量其实是好几百册,......,寻找对人生有真正意义的生活。......,我们当时的好处是,有很多国外的德文和英文的出版社出版我们的作品,或者有国外出版社出版捷克文作品运回到捷克。德国、奥地利、加拿大。......,我知道我要继续写作,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会写作,我是说,我不会做别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要一直写下去。在国外有出版社,美国、英国、德国,所以,当时不是面对完全沉默完全被忘记的情况。

景凯旋:昆德拉前两年有一个小说《庆祝无意义》。

克里玛: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意义可以意味着好多事情。


对话伊凡·克里玛:让意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

  2018年6月,我应移居捷克的朋友徐晖、韩葵夫妇的邀请,在布拉格住了一个月,其间我曾两次与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见面交谈。克里玛的作品大都已在国内出版,如《我快乐的早晨》、《我的疯狂世纪》、《我的金饭碗》、《终极亲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没有圣人,没有天使》、《布拉格精神》等。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布拉格老城区的捷克笔会所在地,克里玛现在是捷克笔会的名誉主席,在座还有几个捷克作家;第二次见面是在布拉格近郊克里玛的家里,他的妻子海伦也在,但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

  克里玛已经87岁,身体看上去很健康,眼睛炯炯有神。每逢有笔会活动,他都会独自乘有轨电车去老城。尽管他已搁笔,但思维仍然很敏捷,回忆往事,他显得温和、平静,有时还会流露出幽默的神情,这是一个对人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宽厚地看待世界的老人。我们的谈话算不上采访,而是很随意地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克里玛现在喜欢的谈话方式。

  两次见面交谈都由徐晖夫妇引荐和陪同,精通中文的捷克翻译家李素做我们的翻译,目前她已经将许多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捷克文。以下的对话根据录音整理,对于徐晖夫妇和李素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 对话|

  2018年6月4日,布拉格老城区捷克笔会

  除了写作,别的事我都不会

  景凯旋:非常高兴今天看到了许多捷克作家,看到了克里玛先生,我一直都很喜欢捷克文学。这次一到布拉格,我们就去看了哈谢克的墓地。中国读者熟悉卡夫卡、里尔克、哈谢克、卡佩克等作家、诗人。1980年代,中国读者又开始知道了塞弗尔特、昆德拉、赫拉巴尔和你。今天终于见到了你本人。你的作品大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我也曾译过你的《我快乐的早晨》和《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玛:翻译我的作品很难吗?

  景凯旋:不是太难,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写得很有趣,并且让人思考生活。

  伊凡·克里玛: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会在这么遥远的国家出版,而且读者那么多。

  景凯旋:我很想知道,你当时怎么能够坚持二十年的地下写作,是完全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伊凡·克里玛:我当时也有许多烦恼,我知道我要继续写作,因为除了写作,别的事我都不会。当然,也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出版代理人,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美国、英国、德国的出版社,所以我知道我的作品会出版,我不会面对完全沉默、完全被遗忘的那种状态。

  景凯旋:不过,当时你和许多捷克作家都失去了工作,如果无法在国内出版作品,是否在生活上会发生困难?

  伊凡·克里玛:我们当时的写作处境其实并不是很糟,有很多国外的出版社,把我们的作品翻译成德文或英文,也有国外的出版社出版捷文的作品,然后运送到捷克。虽然在捷克出版不了我们的作品。

  景凯旋:国外好像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捷克文的作品。

  伊凡·克里玛:对,德国、奥地利都有加拿大也有一个专门出版捷克文学作品的出版社。

  伊凡·克里玛:是的,那是什克沃雷茨基夫妇创办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规模都很大,同时捷克国内还有萨米亚特。

  景凯旋:我觉得萨米亚特是20世纪世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文学现象。

  伊凡·克里玛:我们当时的萨米亚特的印刷量有好几百册。事实上,我的作品一直都能在国外出版,所以基本生活并没有很大问题。最初,当局会扣除国外寄来的大半稿费,后来我就托别人将稿费带回国,这些稿费足够维持日常生活了。

  无论什么处境,都要真诚的热爱生活

  景凯旋:在"布拉格之春"之后,你当时在国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你却选择回国。在你的一篇小说《我快乐的早晨》里,一个女的出国了,她回国后见到她的男朋友,就劝男朋友出国,但是她的男朋友认为,在两种坏的选择中,他选择一个最不坏的,就是留在自己的国家。那么,在你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伊凡·克里玛: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唯一的回答,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意味着好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回答。比如说,当一个好父亲或者当一个好公民,都是很有意义的。

  景凯旋:"生活在真实中"曾构成捷克作家的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这个短语的?它与文学有何关系?

  伊凡·克里玛:我想,"生活在真实中"就是,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要真诚地热爱生活,爱自己的亲人、朋友和情人。对于文学来说,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在全权社会,文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反抗公共领域的谎言、尽量去寻找真正有人生意义的那些主题。

  景凯旋:捷克当代文学中有许多性爱关系的描写,这与现代西方文学通过性爱表现孤独的个人性有什么不同?

  伊凡·克里玛:性爱是人与人最亲密关系的体现,我们的生活和人性曾遭到扭曲,甚至人最亲密的关系也是不可靠的,可能捷克作家的作品更注重社会的层面吧--维护人的尊严、承担社会责任,一直是捷克文学的传统。

  景凯旋:你的小说中好像都是在思考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在你的作品中,总是表现现代人的精神虚无。你后期的作品都写到了宗教的作用,写到了人和人的亲密关系,终极的亲密。你似乎在追寻这个问题。但是,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圣人,没有天使,但仍然还存在终极亲密。

  伊凡·克里玛:说的非常对。

  景凯旋:西欧作家描写性爱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一个失败。在你的作品中,性爱最后往往也是失败的结局。但是,你的人物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即这种亲密关系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结论,而西欧作家不思考这个,只是告诉读者,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伊凡·克里玛:西欧作家其实也在寻找他们的答案,不是完全虚无的。

  景凯旋:我觉得加缪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俩有相同的思考。

  伊凡·克里玛:我很喜欢加缪,可能也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萨特,法国的那些作家我都喜欢。

  景凯旋:法国的作家,尤其是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本质上也是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伊凡·克里玛:我见过萨特。

  景凯旋:我记得你在回忆录中写道,萨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访问布拉格时告诉你们,虽然斯大林犯了错误,但苏联还是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还是对的,因为西方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你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句:的确是这样,尤其当人不必生活在其中时。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对吗?

  伊凡·克里玛:有可能。

  景凯旋:美国作家菲里普·罗斯上个月去世了,你知道这个消息了吗?

  伊凡·克里玛:我和罗斯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去世以后,我和我夫人都写了很长的文章悼念他。罗斯也是捷克笔会的成员,他生前曾获得一个捷克的国家荣誉奖,表彰他对捷克文学的推广,颁奖仪式上他还邀请我陪他去。

  景凯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罗斯曾经访问布拉格,并同你有一个对话。他说,西方作家什么都可以写,但所有事情都不重要;捷克作家什么都不被允许,但所有事情都很重要。他担心捷克作家也将面临西方作家的困境,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写,他说得对吗?

  伊凡·克里玛:当时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完全赞同他的这种说法。

  景凯旋:就是说现在捷克已经是民主国家,但仍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写。

  伊凡·克里玛:一个作家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复杂、那么重要、那么丰富的一个领域,所有的社会体制下都可以去写这个题材,只不过在全权国家,人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非常的危机,所以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一个人会经常面对危机,必须做出重要的选择。你不能很舒服地去生活,你要每时每刻做一些选择。好的文学可能也是这样的。目前捷克有许多杰出的青年作家,我相信他们面临新的时代,一定会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2018年6月11日,布拉格近郊克里玛家客厅

  我在集中营学会了偷东西

  景凯旋:我是在1997年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译介你的作品。我在八十年代曾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昆德拉和你的小说都很幽默,这大概是捷克文学的传统,但昆德拉是对生活进行解构,那时候由于中国经历了文革,人们感觉理想幻灭了,有一种"逃避崇高"的说法,这使得昆德拉在中国很走红。因此,当我读到你的作品,读到瓦楚里克和哈维尔的作品时,感觉与昆德拉不一样,你们反对犬儒精神,充满道德情怀。于是我知道,捷克实际上有两类不同的作家,而许多中国读者更喜欢像哈维尔、瓦楚里克和你这样的作家。前几天,我们还特地去参观了特雷津集中营,因为我知道你10岁时就被关进了这个集中营。

  伊凡·克里玛:是的,我在那里被关了三年半。我是第一批被送到那里的捷克犹太人,那是在1941年12月10号,一直到战争结束。但特雷津的环境并不是最差的,关在里面的人还是可以活下来,因为特雷津是纳粹的一个对外宣传工具,允许国际代表团参观,纳粹想让外界知道,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也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悲惨。特雷津有商店,有乐队,有洗澡间,但没有毒气室。如果被关进奥斯维辛,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们谈话了。

  景凯旋: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毒气室的事了。

  伊凡·克里玛: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那时有许多捷克人移民到国外,从广播中知道了毒气室的事,但是当时捷克国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1945年,有一批孩子被关进来,纳粹要把他们送到洗澡室,那些孩子就大哭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听说,送去洗澡室就是要被杀死。

  景凯旋:我们看到特雷津集中营里有洗脸池、抽水马桶,还有烤火的炉子。

  伊凡·克里玛:在过道里有共用的洗脸池,房间里没有,只能用铁桶把水带进房间。冬天会供应一点煤,但是很少,所以还是很冷。我们最难过的是饥饿,我在那里学会了偷东西,偷了好多东西。偷煤块、偷土豆,有人被送到别的地方后,他们的东西都存放在一个仓库中,我们就让一个人放哨,其他人溜进去拿东西,我从集中营出来时,还带着一件偷来的睡衣。

  景凯旋:我很喜欢你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这部书就像一部捷克的当代史。捷克当代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你知道,中国有非常多的读者。

  伊凡·克里玛:那我太高兴了,我想中国可能也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国家。

  景凯旋:而且,捷克作家思考的往往也是现代世界很重要的问题。

  伊凡·克里玛: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应当都在思考一些相同的问题。

  景凯旋:可能我们和捷克人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所以更加走心,读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伊凡·克里玛:那是因为我们都有过共同的经验,当然捷克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大,从自然和历史的环境来说,是不是需要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意识?

  景凯旋:的确如此。不过,所有民族对自由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读你的作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捷克现代历史的变化,在1948年人民是追求社会平等,而到了1968年和1989年则是追求自由。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伊凡·克里玛:也不完全是这样,二战后捷克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很信奉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是很美好的理想,所以在1948年大家都拥护苏联式的制度,但后来发现这种经济体制没有效率,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效率高。所以,到了1989年,人们终于不能忍受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大家都渴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景凯旋:这是人对生活的正常追求。

  伊凡·克里玛:苏联式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把人性看得太理想,低估了人性对财产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人性从来都不是理想的,如果反对追求个人利益,一个人就会没有工作的动力,劳动就没有效率。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做得要好一些,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获得个人利益。捷克就是这样,1989年以后,个人利益有了保障,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马上就提高了。

  总是在思考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景凯旋:在你的一篇小说中有一些性爱描写,你在回忆录中写道,你母亲读了后有点不高兴,她觉得文学应当写高尚的东西。但后来你母亲也忘记了这件事,这个细节挺有意思。

  伊凡·克里玛:所有的母亲都关爱自己的孩子,她其实是担心我的名誉会受损。她认为我应当写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写庸俗的东西,这是怕我受到别人批评,是一种单纯的母爱的表现。我父亲就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科学家,他认为文学不是他的专业,所以他对我的作品没有发言权,他读了我的作品后说,他已经读了,但写的什么他不懂。我的作品在国外出版后,他很高兴,觉得我肯定是一个好作家。

  景凯旋:就是说,你母亲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伊凡·克里玛:是的,不过我结婚后我的妻子就成了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母亲喜欢读书,她懂四种语言,德语、英语、法语和捷克语,很有文化。我父亲还会说匈牙利语,他曾经在匈牙利的一个地区读书。我们这一代会几种外语的人已经不多了,主要是1948年后,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交往少了。

  景凯旋:1991年你和菲里普·罗斯有一个对话,你们当时用的是英语吗?

  伊凡·克里玛:我们用英语谈话。当时我受妻子的影响,学了很长时间英语,而且还在美国生活过半年。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课和到各地演讲时,只能用英语,很少有美国人懂捷克语。

  景凯旋:你在作品中表现出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因为体制反对追求个人利益,要求人人都要无私。胡塞尔曾提出一个概念"生活世界",他的现象学对马萨里克总统和捷克作家很有影响,如昆德拉、哈维尔都提到"生活世界",但同时胡塞尔和马萨里克的学生帕托切克又提出要反抗"日常规则"。在你的作品中,你既抱着同情的眼光描写了普通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同时又对社会的道德沦丧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你怎么看这两个似乎有点矛盾的观点?

  伊凡·克里玛:马萨里克逝世的日子正是我的生日,我还记得我六岁生日时,我母亲很伤心地在哭泣。马萨里克是从一个哲学家成为政治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当时的捷克有许多政治矛盾,他需要提出一个主张,让全体捷克人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去工作、去努力、去发展这个新的共和国,这是一个实际的目标。而帕托切克一辈子都是一个哲学家,对他所处的现实采取的是批判的立场,所以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社会。他们俩的观点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现实背景不一样。

  景凯旋:所以我很喜欢你对捷克底层社会的描写,比如写黑市商人、小贩、护士,写他们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物质欲望,写得很有趣,对他们的行为既有同情,也有批判,你想表明一个人应当有权利去追求物质生活,同时又要追求比生活更高的东西。在你的作品中,你似乎总是在思考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伊凡·克里玛:你的解读非常准确。

  景凯旋:1989年以后,你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比如《终极亲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没有圣人,没有天使》,通过爱情描写人与人的关系,但那些恋人后来都分手了,最终并没有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你用了一个词"终极亲密",想思考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终极亲密。就是说体制改变后,仍然会面对人生的许多困惑,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情感越来越缺乏。你写到了宗教的救赎,但好像并没有结论。

  伊凡·克里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终极亲密"是不可能的,而是想表明这种追求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一个目标,虽然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但我们应当追求它。

  景凯旋:加缪曾阐释过西西弗斯的神话,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追求的过程,而不是有一个终极目标。

  伊凡·克里玛:他描写的只是人生的一种可能性。

  景凯旋: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只对生活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伊凡·克里玛:可以这么说。作家如果试图回答问题,那就会降低作品的水平。

  景凯旋:你和昆德拉都评论过卡夫卡,你们的观点不太一样,当然都很精彩。我更喜欢你的解释,昆德拉的解释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都是悲剧人物,无法摆脱体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你的解释比较独特,你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想要进入这个世界,哪怕最后失败了,也要让意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

  伊凡·克里玛:你的这种理解让我很高兴,因为你赞同我的观点。卡夫卡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写作准确地表现了现代人的人性,想象力非常深刻,他将他自己对人性和对现代社会的看法联系在一起,非常精妙,非常有价值。他的《审判》将现代人的处境描写得非常准确。

  景凯旋:许多中国读者也都非常喜欢卡夫卡的作品。

  伊凡·克里玛:西方读者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都感到很大的震撼,所以大家都很喜爱他,崇拜他。他通过他的想像,对现代世界有很深刻的分析。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了解的卡夫卡实际上和布洛德有很大的关系,是布洛德创造了卡夫卡,他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所以我们知道的卡夫卡实际上是布洛德的卡夫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作家来说,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景凯旋:1989年后,捷克制度转型,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当年捷克作家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要面对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否意味着创作上会有新的主题,新的探索?

  伊凡·克里玛:我认为一个作家关注的应当是人性和人际关系,我就是这样,我关注的一直是人性和人际关系,制度怎么样并不是重要的因素,它对一个作家的唯一影响是外在的,比如发表作品的自由。这种限制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从前和现在相比,我关注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人性方面。说到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景凯旋:就是说,如果一味强调制度的原因会把文学创作简单化。读你的作品,总能感受到那些历经艰难的普通人仍然保持着可贵的人性。

  伊凡·克里玛:这对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我当年写的作品实际上可以在国外出版,有捷文版的,也有外文版的。虽然国内读者看不到,但只要变成了印刷品,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因为读者会设法得到你的书,从国外回来的人也会把书带进来。这方面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有一次,一个捷克留学生带了两箱书回国,他来到我家,看见我家门口有几个警察,吓了一跳,以为我出事了,就把书埋藏在附近的树林里,后来他才知道他搞错了,其实那天是我的住宅被偷窃了,是我把警察叫来的。我在德国驻捷克大使馆有一个朋友,是文化参赞,他每次从德国来都会给我带来我和其他作家在国外出版的捷文书,然后我就把这些书送给朋友。所以说,当时许多捷克人还是能读到我的书的。

  景凯旋:这个就叫塔米亚特(tamiz-dat),在国外出版又传回国内的出版物。

  伊凡·克里玛:当时有许多捷克人移民到国外,他们在国外办出版社,加拿大的多伦多、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卢森,一共有四家捷文出版社。这些捷文书一方面是给生活在国外的捷克人看,这些在国外的读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喜欢读书,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读者群。另一方面,这些书还会传回国内,给国内的读者看。

  景凯旋:读你的回忆录,你和哈维尔、瓦楚里克、科胡特都是很好的朋友,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们在私下相处时会是什么样?

  伊凡·克里玛:哈维尔只能说是同事,虽然我们关系不错。九十年代初我搬家时,他还来我的新家表示祝贺,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是很好的朋友。瓦楚里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的第一本小说是我帮助他出版的,他当时给我讲了一个小说题材,我听了特别喜欢,就鼓励他写出来,那时我在作家出版社当编辑,便给他争取了一笔写作基金,于是他就很勤奋地写作,终于把这部小说完成了,出版后很成功。

  景凯旋:是不是叫《斧头》?

  伊凡·克里玛:是的。他的第二部小说也很不错,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在六十年代,我策划了一个当代捷克作家丛书,作家协会有几个老一辈的文学评论家支持我,虽然他们的观点比较保守,但还是知道什么是好作品,这个计划后来被批准了。这套丛书出版了不少好书,其中就有瓦楚里克的两部小说。

  景凯旋:瓦楚里克的《斧头》在中国还没有出版,我读过英文版的,这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写实主义小说,描写五十年代的集体化对传统的乡村环境和家庭伦理的破坏。

  伊凡·克里玛:我和他都是摩拉维亚人,当地的风俗我们都很熟悉,喜欢喝葡萄酒。瓦楚里克也很喜欢喝酒,有时候喝得很多。在七、八十年代,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喝酒,每次喝醉了,我们就互相搀扶着走回家。

  景凯旋:当时塞弗尔特、赫拉巴尔也常来你家聊天,你和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吗?

  伊凡·克里玛: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不能说有很亲密的关系。我和赫拉巴尔共同参加过许多活动,也一同去过国外。赫拉巴尔这个人一点都不好玩,但瓦楚里克是个很幽默的人,特别会讲故事,和他在一起你不会觉得无聊。科胡特也很有风趣,很会聊天,他后来移居奥地利,我曾经还去过他家。

  景凯旋:哈维尔说话风趣吗?

  伊凡·克里玛:有女性在场的时候,他会非常风趣。有一次,几个朋友来我家,有个年轻人带来一个姑娘,长得很好看,很可爱,然后哈维尔就不断跟她说话。后来我们都上楼去睡觉了,我夜里醒来下楼喝水,看见他俩还在聊天,那个姑娘已困得不行,哈维尔还在那里给她讲一个什么故事。

  景凯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捷克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在这些捷克作家中,你最喜欢哪个作家?

  伊凡·克里玛:赫拉巴尔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的语言是当代捷克作家很少使用的,也是现在学校里不教的语言,完全是真实的语言,大街上的语言。哈谢克也算得上语言大师,他用的都是民间语言,他的技巧也很好。至于扬·聂鲁达,由于时代不一样,他是他十九世纪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家。他的语言很丰富,但和现在的语言不太一样。恰佩克的语言也是生活的语言,在捷克现代作家中,他算得上顶极的语言大师。万楚拉的语言就很复杂,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捷克人都难读懂,但他的语言非常有诗意。

  景凯旋:你现在不写作了,还常常读文学作品吗?

  伊凡·克里玛:我已经搁笔了,但我还读书。你看我的书架上就有许多捷克和外国书籍,还有我的小说的中文版书。我完全不懂中文,所以对中国文学不是太了解,我现在读的都是英美文学。

  景凯旋:看到你身体非常好,我们都希望你健康长寿。

  伊凡·克里玛:谢谢!我现在还不到九十岁,身体还行。我从来不抽烟,现在也不喝酒了。前两年我还常常锻炼身体,小时候我踢足球,还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我记得有一次我踢进两个球,我喜欢的女生还送我两颗糖,上面写着"进球"。不过,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网球,我七十岁时还打网球。小时候我还喜欢玩砸球,把球砸向对方,被砸到的人就被淘汰下场。我砸球的水平很高,会把对方扔来的球抓住。